2017年9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6.9%

然此论未免过简，欲详得其理，深识其蕴，则应沉潜其中，于嬗变之中考源流，向规则之内探精神，从制度之维析义理，由实践之境察功效。

法律中的事实判断问题天然就是科学的领地，在证据评估这类问题上认知科学家是最权威的专家证人。作为治理工具，法律不得不追求目的-手段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必须依赖认知科学对法律影响个体决策过程的科学研究。

一旦将法律的规约性目标看做法学不可回避的任务，法学就难免和科学狭路相逢。自然科学以物理现实为研究的对象，人文社会学问则以心理现实为其研究对象，如此一来，科学对法学着实无话可说，传统法学提出了价值无涉的批评来捍卫法学自主性： 法学是以价值问题为导向的学科，基于因果关系解释的科学无法回答价值取舍和选择问题。除了不满自然科学的研究与意义无关，法学者还对法律中科学方法的引入提出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不管表述如何，这两位思想家都要求人文社会学科在方法论上侧重对人类主观意义体验的探究。传统法理学家一再坚持法学是拥有独特方法的人文学问，以文本解释学和规范分析方法而获得其独立性与学术尊严。

在认知革命引出的这第二波浪潮中，法律领域的基本问题（司法、立法、事实判断）都与认知科学产生了紧密的联系。某些极端的政治学说甚至将暴力与斗争视作人类政治生活的本相。二是历史进化意义上的东方，西方国家在现代启蒙运动中，逐渐形成了线性的历史进化观和同质化假设。

三、法律东方主义的要害 法律东方主义的要害在于自我东方化，所谓自我东方化就是：接受法律东方主义对自身所设定的形象并将其作为自身行动的前提。这种心理产生在于进步的欧洲国家，特别是与法国迎面相撞的时期。特定的逻辑在于，弱化、丑化和矮化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诸国家。由此看来，无论具体的个体，还是某个民族，抑或整个人类，同样都逃脱不了他者的设定，换言之，他者是我者进行定位必不可少的参照系⑨。

萨义德在对命运多舛的巴勒斯坦人身份予以思考时就发现，巴勒斯坦人所扮演的角色由其他阿拉伯人安排[2]。二是被反对的仅仅是一种封闭而静止的西方中心观。

一个传统是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这个传统注重人情和乡情[16]。特殊表述对表述主体可能产生的后果与表述主体的文化自信还相关。法律东方主义对东方(中国)所设定的形象，如上文所言，是以西方国家为基准而形成的观念，如果中国接受法律东方主义所设定的关于自身的形象，紧接而来的则是：不得不接受法律东方主义所设定的解决措施。李秀清在对美国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创办于1832年终止于1851年的《中国丛报》进行分析时，就发现该报中有关中国法律的报道几乎全面都是负面性。

也就是说，德国自身文化的丧失使得德国不再能称之为德国，最终导致德国失败的后果。而一个大国的崛起，要是没有清晰的立场、体系和价值，肯定无法通透地解释和解决好自身的内部问题，更不用说建构外在于我们自身的世界秩序了。具言之，过去的中国虽对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秩序及制度安排有所不满，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原因，总体上是采取接受的立场和态度。斯科特、吉尔兹在爪哇、东南亚等地区对秩序生成开展研究时，则对国家主义、建构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进行反思。

二是在观念中国的想法中，中国也不断地接受了法律东方主义对自身的设定。上述问题主要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现实中国的运作中，西方国家在中国不断取得治外法权，中国无法实现独立、自强及民主的目标等。

而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不仅是解决中国自身的特殊问题，同时也意味着为人类面对的一系列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因而也会对其他民族和文明产生辐射力。新的隔阂的形成，会迫使中国不断地进行自我东方化，这恰恰是法律东方主义逻辑的厉害之处。

为阐述清楚自我东方化所具有的认知危险，有必要从认识与行动、法律东方主义认知下的东方及法律东方主义与东方现实之间勾连起来时所形成的隐蔽的示范性暴力等问题切入。法律东方主义如同东方学一样，有着特定的立场、逻辑和目的。作为认识前提的偏见对行动具有内在的影响，往往表现为对行动的赞同与反对两种态度。同样，李秀清在对郭实腊于1833年创办《东西洋每月统计传》的目的进行考察时也发现，主要目的也就是，以此向妄自尊大、视其他民族皆为‘蛮夷的中国人介绍西方国家的强大和成就，并希冀以此扭转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优越感的错觉[4]。一如张仁善在评价沈家本为代表的清末修律群体时所言，他们潜意识里认为，要收回治外法权，只对中律修修补补是不行的，必须彻底改变旧律体系，移植外来法律文化[7]。甘阳认为当前中国可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二十五年来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大致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

萨义德认为东方作为相对于西方的一个概念，西方学者主要是在三种意义上来使用的，即：一是地理意义上的东方，这是西方以自身的空间位置来看待和建构外在于自身的国家、区域而形成的概念。具体参见：(印)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M].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9. ⑨如许倬云所言，无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

这一个出现于东亚的‘中国，有其自身发展与舒卷的过程，也因此不断有不同的‘他者界定着自身。比如，中国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从皮相层面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无甚区别，但细细观察则会发现，其中既有国家的影子(12)，又有传统人情的因素(13)，这与西方发达国家中市场与国家两分、市场追求效率最大的理念无疑是互相背离的，所以说解释好中国市场经济的性质、模式无疑是一种挑战。

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一切都是需要变革的对象。之所以拿该事例说明，目的在于指出，内在而非外在立场所具有的重要性。

关键之处在于：一是法律东方主义是用一种强制力来迫使他者接受法律东方主义的安排，这违背了他者的意志。可以断言，只要存在国家、民族及不同的历史传统，必然就会有不同的关于世界图景的想象和安排，所以我们不能假定地认为，未来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会完全同质化。走出法律东方主义的逻辑陷阱以便更好地构造我者—他者关系，需要构筑体系连贯的自我认知体系，需要与他者开展有效沟通，需要将自我认知体系转化为相应的行动。基于主观而对他者给予认同。

对待法治如果没有恒心，没有战略定力，就很难完成最终的目标。萨义德所归结出的东方学，不在于强化该门学问，而在于他的切身体会，在于揭示和反对西方视野和学术中的东方假定

我者—他者关系是认知中的基本范畴。当偏见对行动表现为赞同的态度时，则会积极地投身于行动之中。

具体参见：鲁楠.迈向东方法律主义？[J].交大法学，2017(5). ⑥作为法律东方主义认知主体的我者(西方)，不仅为东方(中国)勾勒一幅落后图景，还在于阻隔中国对西方所具有的想象。内容提要：法律东方主义是萨义德的东方学在法律领域的具体体现，它具有特定的立场、逻辑和目的。

三种传统由于各自的侧重点和价值追求都有所区别，使得我们在对现象、问题和图景进行解释、建构时，不能有效地达成共识，时常处于一种诸神之争的状态之中。但由于当时的西方尚处于需要变革之际，有关中国的想象全部都是以西方自身关于理想国、理想政治体制的设想投射到中国(他者)身上的结果。具体参见：(埃及)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主义批判[M].王麟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2. 进入专题： 法律东方主义 自我东方化 。很明显，亨廷顿是从组织能力、政治参与与秩序重构的角度出发，来判定共产党为何具有政治合法性。

上述问题主要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现实中国的运作中，西方国家在中国不断取得治外法权，中国无法实现独立、自强及民主的目标等。我者—他者关系作为人类认知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是一种客观的现象，但如何认识和定位他者，却是一个高度主观的问题，恰恰是因为对他者的定位所具有的主观性，才使得我者—他者的关系具有了极强的可辩性。

就文化观念而言，认为中国存在追求实质正义的取向。这一条在若干年后，当威妥瑪担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的汉文正史，并参与中国《天津条约》谈判的时候，被成功写入了条约。

自从人类有了自我意识自后，慢慢就形成了他者的意识，认知的主体也是在我者—他者的关系性范畴中来定位和认识自身的。要超越法律东方主义的逻辑陷阱，作为我者—他者关系中的他者可以从三个层面切入：一是构建立场清晰、体系连贯的自我认知体系。